一篇长恨有风情 十首秦吟近正声——白居易和他的千古绝唱《长恨歌》

关中古县周至以山曲水折得名，历史悠久，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文化底蕴深厚，人称“金周至”。而鲜为人知的是她还是诞生千古史诗《长恨歌》的地方。这使我至今对故乡周至引以为荣，然而更让人喜爱的还是白居易和他的千古绝唱《长恨歌》。

唐诗中衰于大历时代（公元766-780年）的忧伤和空虚，于元和年间（公元806-821年）重振旗鼓而兴盛。此间，新乐府运动的旗手白居易感于事，动于情，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创作了以千古绝唱《长恨歌》为代表的大量优秀诗篇，成为新乐府的一座里程碑。

白居易（公元772-846年），唐代诗人，字乐天，晚年号香山居士，自称醉吟先生。祖籍太原（今山西太原市），后迁居下邽（今陕西渭南北），生于新郑（今河南新郑县）。五六岁便学习作诗。十一岁时，因避战乱去了南方。十五六岁回到长安，以诗文拜谒顾况，顾况见其《赋得古原草送别》之“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为之叹服。二十九岁登进士第，后又登书判拔萃科，授秘书省校书郎。三十四岁应制举试及第，授盩厔（今作周至）县尉。三十六岁为翰林学士。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及左赞善大夫。后因上表请求严缉刺死宰相武元衡的凶手，得罪权贵，贬为江州司马，“自此避祸远嫌，不复谔谔直言”。后历任忠州刺史、杭州刺史、苏州刺史、秘书监、刑部侍郎、太子少傅等职，官至刑部尚书。他是中唐新乐府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主张继承《诗经》“风雅比兴”的传统和杜甫的创作精神，“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认为诗歌应“唯歌生民病”，“句句必尽规”（《寄唐生》），反对“嘲风雪，弄花草”的颓靡文风；强调内容决定形式，形式服从内容：“系于意，不系于文”，故“其辞质而径”，“其言直而切”，“其事核而实”，“其体顺而肆”（《新乐府序》）。《与元九书》为其诗论的纲领，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文献。

白居易早年家境贫困，对社会生活和人民疾苦有较多的接触和了解，故其诗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中唐时期的社会矛盾，表现了对人民苦难的深切同情，尤以《新乐府》五十首、《秦中吟》十首影响最大。其中《重赋》、《杜陵叟》、《红线毯》、《卖炭翁》等揭露了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残酷剥削，“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瓜锯牙食人肉！”如此尖锐痛切，实为我国古诗中所罕见。他继承了从《诗经》到杜甫的现实主义传统，并有所发展。但自遭受贬谪后，意志消沉，晚年尤甚，诗文多怡情悦性，流连光景之作。其诗主题鲜明，善用对比，深入浅出，语言通俗，平易自然，雅俗共赏，相传老妪也能听懂，当时流传于社会各阶层，并远传日本、高丽等国，“自篇章以来，未有如是流传之广者”（元稹《白氏长庆集序》）。其存诗近三千首，在唐代诗人中首屈一指。

长篇叙事诗《长恨歌》是白居易的代表作之一，乃中华文苑大笔之构。自问世始随日月之长照，一千多年以来诗声袅传，诗情照人，丽笔耀，声容动，咏史寄慨，人人称道。唐宣宗在吊白居易的诗中有“童子解吟长恨曲”之句，而作者自己亦认为“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且写道：“写了吟罢满卷愁，浅红笺纸小钩，未容寄与微之去，已被人传到越州。”（白居易《写新诗寄微之偶题卷后》），这些，足可见《长恨歌》的脍炙人口和流传广泛了。

《长恨歌》作于唐元和元年（公元806年），是年4月白居易应制举试及第，根据当时“文策高者，特授以美官”的惯例，奉命为周至县尉。县尉是县令的副手，职责是“按察奸宄”，稽查盗贼催讨租税。这位“志在兼济天下”的诗人，自负“为民请命”的宏愿，练就才华横溢的诗笔，自9岁起谙识音韵，攻读不缀26年，得任正九品下的县尉，悠然升起失落感而生幽怨，就连碧翠娇红的红荷绿叶，也兀自笼罩着萧条寂寞的气氛，“紫阁峰西清原东，野烟深处夕阳中。风荷老叶萧条绿，水蓼残花寂寞红”（《县西郊秋季马造》）。同年冬腊月，自校书郎尉于周至的白居易携寓居周至的前进士陈鸿和琅琊人王质夫游仙游寺，北望萧瑟平原，渭水一线中流，渭北原畔的马嵬驿隐约可见，杨玉环墓映衬在灰蓝色的天幕下。景遂心境，触景生情，三人话及50年前的天宝遗事，相与感叹玄宗李隆基和贵妃杨玉环的爱情故事。王质夫举酒于乐天前曰：“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白居易踌躇满志，忆昔抚今，心潮起伏，唐玄宗因迷色误国而给劳动人民带来的战乱和苦难、“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杨贵妃美无过错却遭劫难的不幸、以及在封建社会里被残酷政治现实击得粉碎且连一代帝王也挽救不了自己万劫不复的脆弱的爱情神话的悲剧在诗人的心头一幕幕油然而生。杨玉环的国色无错，李杨二人的爱情亦无错，错的只是“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 于心灵的强烈震撼间，诗人怀着既对先皇玄宗李隆基迷色误国的强烈讽喻，又对贵妃杨玉环因无辜之美殉难的深切怜悯，以及对李杨二人爱情悲剧的无限惋惜的矛盾复杂心情，于仙游寺南寺（该寺分南、北二寺）的南凉堂里命笔蘸酒，借酒助兴，创作了出神入化、洋洋洒洒的千古名篇《长恨歌》，陈鸿随之作了《长恨歌传》，这一歌一传，千古流传，在中外文学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据陈鸿的《长恨歌传》末载，“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乐天自校书郎尉于周至，鸿于琅邪王质夫家于是邑。暇日相携游仙游寺，话及此事（唐玄宗李隆基与杨贵妃杨玉环的爱情故事），相与感叹，质夫举酒于乐天前曰：‘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乐天因为《长恨歌》”

《长恨歌》以精炼的语言，优美的形象，叙事与抒情相结合的手法，叙述了唐玄宗、杨玉环在安史之乱中的爱情悲剧，揭露了唐明皇耽于酒色，荒于正事，激化民族矛盾、政治矛盾和皇族间矛盾，使经济由鼎盛而下滑，终于酿成安史之乱的苦酒，竟使杨玉环死于尺组之下，由李隆基品尝辛辣苦恨和愁惨烦闷味道的历史。唐玄宗、杨贵妃都是历史上的人物，诗人并不拘泥于历史，而是借着历史的一点影子，根据当时人们的传说，街坊的歌唱，从中蜕化出一个回旋曲折、婉转动人的故事，用曲曲折折、浅回低吟的歌唱，回环往复、缠绵悱恻的描摹，多角度超越时空的无限长恨，交织成史诗绝唱，千百年来震颤着读者的心弦。由于诗人充分地运用了想象，使《长恨歌》富有浪漫主义色彩，诗中的人物栩栩如生，语言优美有致，所以能够在历代读者心中产生强烈地共鸣，留下长久的回味。

《长恨歌》顾名思义就是歌“长恨”，“长恨”是诗歌的主题和故事的焦点，也是埋在诗里的一颗牵动人心的种子。而“恨”什么，为什么要“长恨”，诗人不是直接铺叙、抒写出来，而是通过他笔下诗化的故事，一层一层的展示给读者，让人们自己去揣摩，去回味，去感受，表现了诗人高超的艺术手法和《长恨歌》优美隽永的艺术魅力。

全诗从“汉皇重色思倾国”落笔，以“此恨绵绵无绝期”收笔，其间诗人通过渲染、对比、烘托、讽喻等艺术手法，把精巧独特艺术构思，用细腻凝练的笔触演绎了一出乐极——生悲——而长恨的婉转动人的爱情故事。“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里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承欢侍寝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金屋妆成娇侍夜，玉楼宴罢醉和春。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此为“乐极”；“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此为“生悲”；“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天旋地转回龙驭，到此踌躇不忍去。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君臣相顾尽沾衣，东望都门信马归。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裘寒谁与共。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支春带雨。含情凝睇谢君王，一别音容两渺茫。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此为“长恨”。这个乐极生悲而长恨的悲剧故事，在使人灵魂震颤的同时，给人以无尽的启示和思考。这也正是《长恨歌》独特的艺术魅力之所在。

白居易的诗歌自称：“不惧权豪怒！”一扫中唐大历以来蔓延的逃避现实的诗风，直刺现实的黑暗。许多被刺痛了的权贵强豪们“变色”、“扼腕”、“切齿”和诽谤攻击白居易。他们在皇帝面前状告《长恨歌》曲意污蔑先皇，诽谤朝廷，要求治罪。幸得忠臣上奏：若以优秀诗歌给诗人定罪，恐怕有损大唐国威。皇帝深以为是，对白居易遂不予追究。

毛泽东主席很欣赏《长恨歌》，曾亲笔书之，书作长约一尺，宽八寸，字行疏朗，如水流注，极富韵味。因诗太长，未能终篇，始于“汉皇重色思倾国”，终于“惊破霓裳羽衣曲”。共10纸，224字。其刻碑现立于陕西省周至县仙游寺内。

在周至任县尉的两年间，除《长恨歌》外，白居易还写下了《观刈麦》、《黑龙潭》、《酬李少府曹长官见赠》、《新制布裘》、《月夜登阁避暑》、《寄提周至厅前双松》、《送王十八寄题仙游寺》、《官舍小亭闲望》等许多珠玉般的名诗，形成了其诗歌主题明晰专一，恰当运用事物细节和人物心理刻画，对比鲜明，叙议结合，语言通俗醇美的风格。可以说，白居易的诗歌创作，在周至形成了讽喻诗的起步和第一座高峰，成就了其为继李白杜甫之后唐代诗坛的旗手。